周恩来的信件

嘉业堂藏书楼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万船齐发横渡长江。5月7日,正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投身于“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伟大事业的周恩来,特意致信中宣部,交代了一件重要事项:要保护好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如今,在浙江省湖州市档案馆中,就珍藏着这样一份周恩来的信件,原文是:“希望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

1.

信中提到的“嘉业堂藏书楼”究竟是什么来头?要解答这一疑问,还得从“嘉业堂藏书楼”的收藏说起。这座与私家园林融为一体的藏书楼,鼎盛时期的藏书有五十万卷之多,总量达十余万册。此外,这座庞大的书库坐拥宋元时期珍罕无比的精椠百余部,举世瞩目的《永乐大典》也有四十余册,更兼有百余册秘藏《四库全书》原稿,千余种精心搜采而来的镇志、县志、府志等各种地方志,多达三万余册。

别的不说,仅就《永乐大典》的海内外收藏数量最新统计数据而言,这座隐匿于江南小镇的私家藏书楼,已然可以媲美如今海内外众多的公私收藏机构了。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湾),乃是《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而“嘉业堂藏书楼”当年的旧藏,已是这一数量的五分之一。

“富可敌国”!通过了解《永乐大典》收藏数量而得以稍稍知悉这座藏书楼“底细”的后世读者,恐怕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当年鼎革剧变之际,周恩来还记挂心头、要求力保的藏书楼,到底是什么来头,这不一下子就一清二楚了吗?

“富可敌国”,这座藏书楼的确当得起。这里的“富”,并不单指数字,还有另一种理解,即一是物质财富,一是精神财富。物质财富,是瞧得见、摸得着的古籍珍本;精神财富,则是真金白银、费心劳力搜求来的,世代必得精心守护、可予传承的历史遗产。能有这份产业,能有这份家底,当然是富户人家,且一定还是相当富裕的人家才行。这座藏书楼原来的主人,即是当年的湖州南浔“首富”,世称“四象八牛”之一的刘镛之孙刘承幹。

2.

那么,什么是“四象八牛”呢?这是南浔人计量财富的一种特殊方式。清代南浔人以做丝绸生意起家,出现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时人以“象”和“牛”来形容他们的财富数量——拥有家产白银千万两以上者称之为“象”;五百万两到千万两者,则称之为“牛”。

位居“四象”之首的正是刘镛,即刘承幹的祖父。据考,给刘镛写墓志铭的,乃是刘承幹之父刘锦藻的好友张謇。没错,就是那个被世人誉为晚清实业界“南张北周”的张謇。

墓志铭里有这么一句话:“欧洲诸国开商埠于上海,大购湖丝,岁出口八九万包,业丝者赢获过多。公赀薄,用智力与角,袵舟檝,狎霜露,犯晨夜,突寒暑,饴苦嗜啬,赴时雷动,不数年而业大起。”

这是张謇对刘镛如何从“湖丝”生意中起家致富的简要概括。所谓“湖丝”,就是浙江湖州出产的蚕丝,以其色白柔韧,质地极佳而闻名于世,行销国内外。刘镛这位后来的南浔“首富”,起初财力薄弱,全凭头脑灵活、吃苦耐劳,方才在“湖丝”的生意场上站稳脚跟,最终“不数年而业大起”。

事实上,湖州自唐代起即为蚕丝的重要产区。明代时“湖丝”已全国闻名,比其他产地的蚕丝更受欢迎。随着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开启,蒸汽机发明之后的欧洲纺织工业迅猛发展,对中国蚕丝的需求急剧增加,且在欧洲商人眼中,“湖丝”就是最好的中国蚕丝,一时间“湖丝”供不应求。湖州南浔距上海只有百余公里,船只货运仅需两天即可抵达,“湖丝”生意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即刻成为中国当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随之而来的,则是湖州南浔富豪圈层的出现。

刘镛去世之后,其子刘锦藻又是进士出身,刘家可谓富贵功名双全。刘承幹继承刘家财产后,倾心于藏书、刻书事业,又为刘家增添了一份浓墨重彩的书香。

3.

刘承幹终其一生创建、营造与守望的嘉业堂藏书楼,不但在新中国创立之际得到过周恩来的“特别关照”,还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一代文豪鲁迅“点赞”兼“酷评”。

原来,“辛亥革命”不久,费尽家资、倾力搜求古籍珍本的刘承幹,又开始倾心于同样需要大把花钱的刻印书籍这一艰巨事业之中,先后刊刻了数百种颇有学术价值的古本丛书。缪荃孙、叶昌炽、孙德谦、杨钟羲等一代硕学宿儒,感其赤子之心,或为之考证,或为之编校,使得嘉业堂刊刻的书籍,有了学术水准上的基本保证。因为有学养一流的学者襄助,加上手艺精良的刻工共同参与,嘉业堂刻本在业内有着“几媲汲古”的美誉,即称誉其校勘之善、刻印之精,可与明代文人毛晋创办的用来珍藏和刻印古籍善本的“汲古阁”中的刻书相媲美,这在古籍刊刻界无疑是极为尊崇的评价了。

刘承幹刊刻书籍的一腔热诚与一片痴心,不但令江浙商界乃至国内工商业界人士刮目相看,更令张元济、罗振玉、叶德辉等书界名士大为感动,纷纷贡献自己秘藏多年的善本、珍本乃至孤本,供其刊刻。于是乎,那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秘籍古本,随之化身千万,泽被学林。嘉业堂刻书的读者众多,既有享誉学界久矣的前贤名宿,亦不乏新时代新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新派人物,鲁迅正是其中之一。

1935年末,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说,刘氏嘉业堂刊刻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闲渔闲闲录》等书,都曾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世人大都难以读到。而刘承幹偏偏想方设法,要把这“禁书”重新刊刻印行,鲁迅表示,“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非但如此,鲁迅在致友人杨霁云的信中还曾说过,“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这里的“傻公子”,正是怀着一颗执着得近乎痴傻,不计成本刊刻善本的刘承幹。鲁迅抛出的这个“傻”字,可以视作“酷评”。

无论“点赞”还是“酷评”,都丝毫不影响这位南浔“首富”的藏书与刻书事业。嘉业堂里,南浔镇上,湖州界内,江南之中,以书为载体的精神财富,也随之日益丰富。曾经的“亿万富豪”,已逐渐隐入尘烟。可那不变的精神财富,却世代流传。

4.

湖州地界,自古文教昌盛,可谓“斯文在兹”。

《岳阳楼记》开篇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里的滕子京,在去往巴陵之前便是湖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庆历元年,滕子京亲自请来胡瑗先生,在湖州设立了安定书院,并且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一时之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天下闻名的“湖学”体系形成。元代之后,“文房四宝”的翘楚之作、文人墨客的无上至宝——“湖笔”,又闻名于世,无不宣示着湖州的文脉久长。

且看张志和行游于此,慨叹“西塞山前白鹭飞”的绝世景致;茶圣陆羽悄然隐居至此,写出传世《茶经》。在这里,或显或隐,或游或居,皆为青山绿水提携,都是梦乡画境伴侣;在这里,显宦与隐士毗邻,豪达与清流同席;在这里,耕读世代传家,渔樵亦重礼义。如此知书达礼,自然安居乐业,自然其乐融融。

遥望湖州山水,漫步湖州乡土,不难发现,文明的传承,不只熏陶了古时的文人墨客,也涵养了湖州人务实开放、重情识礼的文化品格。比方说,湖州人自古知礼重孝,湖州的孝丰镇即以孝立镇,“孟宗哭竹”的典故就发源于此。湖州人通情重义,乡里贤达扶危济困之举频见于历史记载。譬如,南朝名士沈麟士曾在此给学子讲经,救助孤儿;清代时,前文提到的因从事“湖丝”贸易发迹的富商刘镛,更是仗义疏财,曾倾囊救助乡里灾民。

在文化底蕴的滋养、精神力量的支撑之下,这湖丝、湖笔、湖学里的文明一脉,已逐渐浸润为湖州最温暖、最鲜明的底色。追忆千年过往,如今的湖州一方水土,依然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湖州人务实开放、书香礼仪的文化底蕴,更见深厚,更见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