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保险法对雇员忠诚保险未作出明确定义，参照中国保险学会对雇员忠诚保险定义的有关规定，即雇员忠诚保险，又称诚实保证保险，承保雇主因雇员的不诚实行为，如盗窃、贪污、侵占、非法挪用、故意误用、伪造、欺骗等而受到的经济损失。当雇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损害雇主利益的行为，雇主因此遭受直接经济损失时，保险人依约承担赔偿责任。这类保险广泛应用于金融机构、财务公司等对员工诚信要求较高的行业，是分散经营风险、保障资产安全的重要工具。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一是刑事判决未生效，能否认定“不诚实行为”？原审法院认为，刑事案件发回重审期间，吕某行为性质尚未最终认定，保险理赔条件不成就。但检察机关调查发现，2024年3月吕某已被终审判处诈骗罪，生效刑事判决足以认定其行为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不诚实行为”。即使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保险合同本身并未将“生效刑事判决”作为理赔的前提条件——合同约定的是“侦查机关已经查实的基本事实”即可触发理赔。检察机关据此提出，民事保险责任的认定应当基于合同约定和客观事实，而非机械等待刑事追诉程序终结。

　　二是银行主动垫付客户损失，是否属于保险标的的“直接损失”？保险公司认为，某银行兰州分行系主动“退赔”，并非因吕某行为直接导致的财产减损。但检察机关逐笔核对资金流水后查明：银行是在吕某诈骗行为已被查实、客户强烈要求赔偿的背景下，以自有资金向14名被害人实际垫付386万余元。这一垫付行为，直接源于吕某的诈骗行为，是银行为了避免客户损失、维护自身信誉而采取的合理应急处置措施。保险法上的“损失”，并不以刑事判决书中的“退赔”表述为唯一标准，而是看被保险人是否因承保风险而实际支出了财产。银行的垫付款，就是实实在在的损失。

　　三是保险合同“包括但不限于”的开放性表述应如何解释？保险合同明细表对“不诚实行为”的列举中包含了“诈骗”，并且使用了“包括但不限于”的开放性表述。这充分说明，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思是要最大范围地覆盖雇员的不诚信行为，而非局限于列明的几种罪名。当刑事判决认定的诈骗罪与合同列举的行为类型高度重合时，保险人不应利用信息优势或格式条款的解释权，不当限缩保险责任范围。检察机关准确把握了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本案的成功办理，不仅是关注了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更是穿透纸面回到合同本身，探究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保险合同中的“包括但不限于”等开放性表述，正是当事人意图最大限度覆盖风险的真实写照。保险人不应利用信息优势不当限缩责任范围，被保险人也应依法固定损失凭证、及时主张权利。我们期待，本案的改判能够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契约精神不容背弃，诚信原则不容践踏。每一份保单背后，都是当事人对未来的预期和对安全的托付。检察机关将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守护契约正义，让“忠诚”保单真正兑现，让市场主体的合理信赖得到司法保障。

　　（甘肃省检察院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