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避世，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也说到过:“中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 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的。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在旧时代，人 们在失去自由平等权利，遭受各方要挟的情况下，要想好好生存下去，消极避世便成了最好的途径，最佳的选择。 

    所谓避世，是指离世隐居，避免和外界接触的一种生存方式;忍世则不同，它是忍辱负重，规避锋芒，顽强地在尘世之间生活的一种行为。 

    在中国古代，避世极为盛行:一如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张时彻“逍遥堪避世，从此觅丹梯”，不一而足。 

    可 以说，避世是消极处世的一种体现。陶潜少时有“济天下苍生”之雄心壮志，然东晋王朝极端腐朽，以致陶潜空有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只得在义熙元年坚决辞去上 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一职，长期隐居田园。因为果断弃官退隐，才拥有了不朽的万世流芳的文字。鲁迅因此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史 记·滑稽列传》载有一则“避世金马门”的故事:金马门是汉朝宦者官署的大门，门旁有一对铜马。汉武帝时，东方朔任这一官署的郎官，经常在汉武帝身边侍候。 由于他见闻广博，又能说会道，而且言语诙谐，汉武帝很喜欢他，常赐他与自己一同进膳。吃完了饭，东方朔会把桌上剩下的肉食藏在怀里带走，常弄得衣服上油迹 斑斑。此外，汉武帝给他的赏赐，他都用来娶美貌女子为妻，钱财全不当回事。 

    因行为怪诞，汉武帝身边的郎官们都叫他“狂人”。有一 次宴会上，东方朔一边喝酒，一边手舞足蹈。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总是与别人不一样呢?”东方朔说:“古人避世隐居，是住在深山旷野里的，所谓‘小隐隐于 野’。而‘大隐隐于朝’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说着，东方朔放下酒杯，弯下腰手按在地上唱道:“沉沦在俗世啊，避世金马门，既然在宫殿中可以避世保全自 己，何必到深山中去住草房啊!” 

    更多的是忍世。忍世，并不是一味地退让，而是等待伺机而发。古今成大事者，多在特定时期受尽屈 辱，隐而不发。他们深深懂得，忍，不是窝囊的体现，而是一种策略，一种蓄势待发的方法。围棋战术中，有个棋局叫珍珑棋局，白方杀死自己一片棋子，故意舍弃 很多棋，黑方还以为白方糊涂。到最后，真相大白，白方非但没输，反倒拥有了海阔天空的回旋之地。 

    周成王告诫君臣时说:“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意思是必须有忍耐之心，才能办成事情;有宽容之心，道德才能高尚。孔子告诫子路时也说:“喜好争斗必定要受到损伤，一味逞勇一定会导致灭亡。做各种事情的根本态度是:忍让是最好的。” 

    李 宗谔的父亲李昉是宋太宗时的宰相。他在父亲执政时，为了避嫌疑，远离权势，常常车马俭朴，与贫寒的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一天，李宗谔在路上遇见父亲的官轿， 李昉马前的官员不知道他是本家公子，就严厉呵斥他并侮辱了他。此后，李宗谔每见到这个人，就自己躲了起来，以免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感到惭愧。这是成 语“呵辱自隐”的出处。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善良、大忍之心，李宗谔终成为一代英杰。 

    “忍一时海阔天空，让三分风轻云淡”，有所忍才能有所成。当然，忍世之人，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知道什么该忍，什么不该忍，忍到哪一步方有个了结，绝不会无原则地逍遥、自在、闲适、散淡，更不会长时间隔着玻璃看天下，抱着世俗沐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