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鼓楼

　　当我们吟诵到诸如“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灿烂诗句，或是观摩到《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图景时，脑海中往往会很容易地勾勒出一幅关于古代中国不夜城的光景。唐朝曲江池畔的笙歌达旦，宋朝琼林苑的金碧相射，明清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何须细想，方寸间便有多少意象涌上心头。

　　然而，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灯火辉煌”的景色都只是诗意，最富想象的盛世唐朝更是宵禁最为严格的朝代，即所谓“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的景象。真正主宰夜晚的，则是声响悠扬绵长的更鼓。

　　在机械钟表叙述时间之前，更鼓是中国人计量黑夜尺度最重要的工具。然而之所以将更鼓视为黑夜的“主宰”，是因为更鼓远不只是计量时间的工具，更是决定人们是否有权通行于市井坊间的法律标识——当“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唱词响遍大街小巷时，每一扇紧闭的门后都锁着森严的宵禁律法。

　　辰刻更点与昼夜

　　更鼓陪伴中国人长达千年以上，但在将视角切入到这件什物之前，还有两个漫长的故事要讲。第一个，是关于时间计量的故事。

　　掌控时间的前提是计量时间，而对于生活在工业时代之前的人们来说，计量时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击壤歌》中所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样，太阳及其斑驳的光影给了人们最初的时间计量工具。甲骨文中出现的34个时间术语中一半都与太阳位置有关。在漫长的岁月中，百刻制、十二辰制和更点制等计时制度逐渐发展出来。

　　百刻制的出现立足于刻漏的发明。《隋书·天文志上》载，“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虽然黄帝制器本身仅是传说，但这一记载大体能够说明刻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问世，且以水流为原理。

　　刻漏分为昼漏与夜漏，以此来计量白天与黑夜的长短。不同地区、不同季节的昼夜长短均有变化，而漏箭上的刻度无法伸缩，于是人们便按需更换不同刻度的漏箭，这一程序被称为“改箭”。唐朝元稹在其《春六十韵》中有“昼漏频加箭，宵晖欲半弓”之语，这里的“加箭”恰可看作古代的夏令时制度了。

　　百刻制与十二辰刻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计时制度——辰刻制。但是因两者进制不同，平均每个时辰有八又三分之一刻的折算并不方便，当西方时分秒制传入后，清朝便果断依西法将一百刻变更为九十六刻，每刻也由之前对应的14.4分钟变成了15分钟，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对于“日出而作”的白昼，人们需要相对精确的时间计量方式以安排事务，故而采用相对繁琐的辰刻制，而对于“日入而息”的夜晚就是另一套逻辑了。在人造光源既不普及也不稳定的时代，夜晚的时间完全没有必要精确到每一刻，更点制于是诞生了。

　　更点制，是指将一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的计量方式。《晋书·天文志》有一段记载颇为有趣：“夫天之昼夜以日出没为分，人之昼夜以昏明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为昏，故损夜五刻以益昼，是以春秋分漏昼五十五刻。”

　　据此，昼夜的边界并非以日出为标准，而是以人眼是否能辨识昏明为标准。当然，无论昼还是夜，其边界均有着较大的弹性。总体而言，古代中国“昼用辰刻制，夜用更点制”。昼夜分制凸显出古人对白昼与黑夜两个时段的“分而治之”：对于活动集中的白昼，就计量得相对精确些；对于活动较少的夜晚，就计量得相对粗糙些，这背后的实用主义态度不言而喻。

　　“鼕鼕”声里的宵禁

　　当然，辰刻制与更点制背后的两套计量逻辑所折射的远远不止实用主义这么简单。如果说辰刻制的精确关系着社会的运作效率，那么，更点制的粗糙则对应着中国古代一种重要且绵长的制度，也即是其中的第二个故事——宵禁。

　　与辰刻制不同，更点制自诞生伊始就与宵禁相关。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句颇具田园牧歌风格诗句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历代王朝对夜间活动的排斥与污名化。夜聚晓散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段中被禁止，夜间行动往往会与抢劫、盗窃等负面事件相联系，直至后唐天成二年（927年）还有“或僧俗不辨，或男女混居，合党连群，夜聚明散，托宣传于法令，潜恣纵于淫风，若不除去，实为弊恶”的敕令——夜聚明散之“恶”，溢于言表。

　　对夜晚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体现，就是宵禁制度。《周礼·司寇》中有“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的记载，可见周朝不仅实行宵禁，还出现司寤氏与夜士的分工。

　　秦朝设率更令“掌漏刻”，汉袭秦制，又设宿卫郎官、执金吾等官职“呵夜行者”“以禁夜行”，甚至连李广这样的名将也不得通融，在进入宵禁时间后只能“宿于亭下”。当曹操任洛阳北部尉时，权宦蹇硕的叔父蹇图违禁夜行，曹操作为一名低层官吏竟敢将其处死，固然是曹操性格使然，但宵禁之严厉亦是重要原因。至《三国志·田豫传》中田豫以此作比，言“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可见至汉末时期，“漏尽而夜行”是为罪的印象在士人眼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然而，较为准确地计量时间是一回事，让寻常百姓知道具体时间又是另一回事。日常行走于市井坊间的居民不可能随身携带刻漏，负责治安的官吏只能口头传呼警示，这显然无法适应大城市的管理需求。在这一“刚需”之下，更鼓终于问世。

　　《旧唐书·列传第二十四》中记载：“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马）周遂奏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大唐新语·厘革》中对此进一步补充道：“旧制，京城内金吾晓螟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鼕鼕’，公私便焉。”

　　最初的更鼓置于长安六条主要街道，故称“街鼓”，从“时人便之”与“公私便焉”的评价可以看出，依靠巡街官吏“传呼以警众”的方式在当时就令人深感不便。街鼓发明后，与之配套的制度很快被写入律法，《唐律疏议》的规定极为详细：“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褪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犯夜禁者，笞二十。”

　　“鼕鼕”问世，唐人从此步入被更鼓支配的情景中。《太平广记》中的不少故事对此有所涉及，如《张无是》中张无是因未能在暮鼓敲绝前归家，不得不夜宿桥下；《田膨郎》中王敬弘因宵禁无法取琴于宴上助兴；《任氏》中郑子的“坐以候鼓”……

　　明人周祈所著的《名义考》对更鼓如此解释：“古者审时以刻漏，昼夜皆然，后用日晷与鼓，从简便也。”“从简便也”四字看似自然，背后却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在此也要感叹一声器物进步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了。

　　跨越时代的“小夜曲”

　　更鼓的出现解决了时间标准的公开问题，但其功效远称不上彻底。唐朝宝应元年（762年），左金吾将军臧希晏奏曰：“诸街铺鼓，比来依漏刻发声，从朝堂发远处，每至夜才到，伏望今日以后减常式一刻发声，庶绝违犯。”

　　这一份上奏中透露出两个细节：其一，更鼓的时间依据依然是漏刻；其二，更鼓起始于“朝堂”而以多米诺骨牌的形式逐步推至郊区，因而存在时间差，这将导致越边缘的地区宵禁开始得越晚。很明显，唐朝的更鼓尚无法涵盖较广的范围，而制作工艺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于是另一个方案自然浮出水面：将更鼓架高——更鼓与谯楼的结合，由此水到渠成。

　　谯楼即高楼。《南华真经》中载“君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谯之间”，郭象、成玄英均注曰：“鹤列，陈兵也；丽谯，高楼也。”《汉书·陈胜传》有“独守丞与战谯门中”，颜师古注曰：“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者也。”可见谯楼不仅仅是高楼，同时还有战争功用，故而又建于城门之上，这样的地方用于放置传播时间讯号的更鼓再适合不过。

　　谯楼与更楼的结合对于彼此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在太平盛世，谯楼承载的军事意义难以展现，更鼓给了它新的使命；对于更鼓来说，谯楼绝佳的地理位置又最大程度地彰显了其报时功能。1983年《辞源》中对谯楼的解释已经是“城门上的望楼，俗称鼓楼”——在后人眼中，谯楼与更鼓早已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

　　“共闻更点之分明”的谯楼鼎建后，自然而然成为了夜巡的重要场所和更夫的交接地。对于宵禁严格的唐朝来说，更鼓响起意味着夜间秩序的降临，谯楼如同尘世间两种秩序交替的节点，其建筑自然也需要更具标识性。从宋人的记载来看，其时的谯楼规模已经非常可观，如成都府铜壶阁“通阁上下一十有四间，其高一丈六尺有五寸，广十丈，深五丈有六尽”；溧水县谯楼“楼之屋五，崇五十有二尺，广加二十有八”；嘉泰元年（1201年）重修的新淦县谯楼“增广为七间，中三间，高杀其两，傍四间”；文天祥《雷州重建谯楼记》中曾引虞应龙“斯楼郡以昼夜者，非大且壮，无以支永久”之言，大致非虚。

　　虽然《辞源》中将谯楼与鼓楼混同，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谯楼一般单独出现，而鼓楼则往往与钟楼成对立于县署东西两侧。与鼓楼、钟楼相比，谯楼通常同时设钟与鼓，这是由更鼓之节所决定的。一夜五更，每更五点，谯楼报时通常是更以击鼓为节，点以击钟或击钲为节。时至明朝，报更及止更前后还要放“定更炮”和“明炮”，鼓与钟相配合再间杂炮声，方能奏出一折完整的“小夜曲”。

　　从历朝谯楼的遗迹来看，两宋时期已然修建了规模可观的谯楼。两宋是古代中国宵禁制度最为宽松的朝代，自宋太祖赵匡胤下诏“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后，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宵不绝”。谯楼在这种环境下依然被广泛修建，说明其记时功能同样被广泛认可——比起令唐人心惊胆战的“鼕鼕”，宋时的谯楼倒显得颇具人情味了。

　　明清时期宵禁再次严肃起来，通常自一更三点持续到五更三点，如遇急事难待天明者，需持特制的夜行牌才可放行，由此更鼓又成为城市夜晚最寻常而规律的背景音。明清两朝无论城内的街巷还是关厢、镇店、村庄均普遍建有栅栏与围寨，谯楼定更以后，街市渐入空灵，唯有“手打梆子或摇着铃”的打更人行走在街巷之中，唱着那一段段古老的唱词：“凡我甲户，致奉圣谕，谨守律法，各保身家，严禁盗赌，有犯连坐……”

　　这才是悠悠更鼓声中最真实的古代中国长夜。

　　结语

　　传统的农耕社会往往无需过分精确的时间，牌契显示、鸡人引唱等原始而富有诗意的方式足以满足人们的时间需求，而更鼓正是在这一“模糊岁月”中夜晚的最佳伴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更鼓分割了古代中国的昼与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更鼓更分割了古代的“阴阳两界”。在以《太平广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中，鬼神纷纷放弃了在荒郊野岭的“清修”，转而聚集到长安、洛阳等大城市，与人类分时段享受起了世俗生活，而暮鼓与晓鼓成了两大族群活动的分界点。每次鼓声响起，城市都完成了一次昼与夜、阴与阳的交替。人类早出晚归，鬼怪昼伏夜出，在这极具古典浪漫主义气息的想象背后，自然是千余年宵禁制度给寻常百姓心中烙下的印痕。

　　一旦工业时代来临，代表着机械之力的钟表重新塑造了人们的时间观，那陪伴了中国人千余年的更鼓也成了众多谯城遗迹中的古物，虽杳无声息，却亘古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