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人的戏。王雨晨 摄

　　王晓鹰导演在舞台感觉上有很强的把控力。他把诸如车祸之类的影像声效内容，和小说、电视剧里的一些精彩台词、对话都巧妙地运用到话剧里后，并智慧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纠结和心理活动，现场感十足，强化了戏剧矛盾和故事张力。我感觉很震撼，戏剧效果超乎预料！

——周梅森

　　淡出十年后，有“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美誉的著名作家周梅森春节前出版了新作《人民的名义》，这是一部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被出版界称为“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其同名话剧近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北京嘉会本末文化艺术创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作为第三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剧目到北京保利剧场上演。4天演出，获赞无数，有观众评论：“这是一部真正直面现实、触动心灵的作品。”

　　一场主旋律题材的反腐大戏，如何能俘获众心？

　　改编到极致

　　话剧《人民的名义》在保留小说原有人物的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大胆再梳理，讲述了检察官侯亮平临危受命，赴汉东省调查一个重大贪腐案件，历经诸多磨难挫折和情感斗争，终将昔日恩师、学长等一批腐败官员送上了审判台。

　　和小说、电视剧相比，话剧《人民的名义》的最大看点在哪里？执导该剧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常务副院长、著名导演王晓鹰介绍，话剧《人民的名义》是反腐戏，但它没有在贪腐事实和查处案件等外部情节上过多着墨，聚焦的是在一张庞大复杂的权钱利益交换的关系网下，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夫妻之间的复杂博弈和激烈绞杀，剧情惊悚，冲突性极强，看后让人愕然、感慨和唏嘘。

　　小说珠玉在前，为何还要将《人民的名义》改编成话剧？王晓鹰解释，小说、话剧、电视剧三箭齐发，从而形成一个文化现象，这是出品方的初衷。他看中的是作品的尖锐性、复杂性、思想性以及对人性的深刻剖析，这正是一部好话剧所需要的。

　　当然，作品的现实性是王晓鹰更为看中的。在他看来，反腐是当下中国极为瞩目的一件大事，国家在大力抓，老百姓也很关注。戏剧关照社会生活，把一部现实性、思想性都有保证的反腐小说搬上舞台，自然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如何在短时间内将30万字的小说改编成一部3万字不到的同名话剧？参与改编的青年编剧阿笨说，还得归功于周梅森，原著已经足够精彩，他改编起来不算太难。

　　对演员来说却是压力不小。剧中核心人物高育良的扮演者张志坚直言，排练和演出是“艰难”的，“话剧剧本浓缩到极致，电视剧大量反映的人物都靠舞台上这6位演员说出来，所以你会发现，‘高书记’一直下不来。”更“艰难”的是，排练只有18天。“过去我们排一出戏至少要三个月，经过编剧、导演、演员等各方面的反复打磨，甚至半年后才敢去见观众。”他介绍，《人民的名义》排练很紧张，彩排前一天，主创人员都还在对一些细节进行修改补漏。

　　周梅森很认可演出效果，认为现场的冲击力强化了戏剧的矛盾和张力，震撼力不亚于小说和电视剧。“王晓鹰导演在舞台感觉上有很强的把控力。他把诸如车祸之类的影像声效内容，和小说、电视剧里的一些精彩台词、对话都巧妙地运用到话剧里后，并智慧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纠结和心理活动，现场感十足，强化了戏剧矛盾和故事张力。我感觉很震撼，戏剧效果超乎预料！”看完彩排后，他如是评价。

　　人性视角关照就会打动人

　　人性，是王晓鹰和阿笨多次提及的一个词。

　　“话剧擅长的是讲人性，讲几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改编时我们‘砍’了很多人，他们只是作为背景存在，更多的是展现舞台上6个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变化。”阿笨说，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反腐题材，接下改编任务时，其实是有犹豫的，作为年轻编剧，他是不是适合做这种题材？看了周梅森的剧本后，打消顾虑。

　　在他看来，不论什么题材，最核心的还是讲人性的东西，用人性的视角关照现实题材，就会打动人心。

　　“我不认为《人民的名义》只是一个反腐题材，从本质来说，它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在国外，大量好的作品都是呈现当下人的生活状态。在国内，现实题材创作可能面临一些问题。这次改编特别感谢周梅森老师提供了这么好的基础，小说《人民的名义》完全可以转化成一个好的舞台作品，它有戏剧所蕴含的东西，舞台上可以呈现出它的生命力。”阿笨说。

　　王晓鹰很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戏剧作品要探究人性更深的内容。“反腐题材创作如果只是从表面情节去写侦破几个腐败案子，惩治几个贪官，让老百姓叫叫好，拍拍手，一吐为快，并不难做到，但作为戏剧作品，它应该在思想和人性上有更深的挖掘。”

　　《人民的名义》避免了表面化的追求，讲案情又不局限于案情。剧中有大量台词让人印象深刻，譬如“人格美容”“灵魂清零”“贪腐等于在身上绑上了一个定时炸弹”“心正则心安，心安乃平安”“你从权力中得到的光环与荣耀，终会因权力的消失而消失”，等等。

　　“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欲望也要关进自律的笼子里”是王晓鹰特别加进去的。他认为，反腐作品多大程度上能从人的关系、人的内心和欲望入手去作一个更深的挖掘，这里面就会触及到腐败的根源问题。“腐败最根本的是与人贪婪的欲望有关。谁都有欲望，但超过道德约束底线，用一种非正当的手段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时，就会带来各种问题，包括犯罪和各种不轨行为。如果有了权力，就容易转移成贪腐。”

　　他反复提醒，现实主义创作既要贴近现实，又不能贴在现实表面。不管是反贪的戏，还是歌颂英雄模范的戏，都要注重这一点。“一部好的反腐戏，既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又要犀利的思想深度，还有要对人性的挖掘、提升。我想如果能这样，戏的价值会体现得更好。”

　　主旋律照样可以做出彩

　　如何看待主旋律作品，是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说，他发现一直以来，社会对主旋律创作有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主旋律就是应命、应时、应景之作，缺少思想内涵，也不大会有好的市场效益，甚至在个别业内人士眼中，主旋律似乎还带着某些贬义的味道。

　　王晓鹰解释了他的主旋律观。他说，国外也有主流作品和非主流作品之分。在国内，主流作品与主旋律作品意思相近。作品只要符合社会主流人群的情感和三观，就是主流作品或者主旋律作品。

　　王晓鹰认为，主旋律作品不能完全意识形态化，如果只是表达一种意识形态，可能恰恰狭隘地理解了主旋律的含义，“你真正正面地表达真善美，它就是主旋律。你可以表现英模人物的真善美，表现平常百姓中的真善美，也可以表现历史文化中有价值的真善美，这些都可以是主旋律的。现在公众甚至一些创作者也把主旋律作品狭隘化了，而随着创作人员的误解，受众也就产生误解。”

　　对于主旋律创作，王晓鹰强调了他的核心观点：所有文学和艺术创作不能表面化、概念化，对生活的认识要有足够的深度，对于人的情感和心灵、人性要有更深的开掘。如果只是用一种感人的方式讲述好人好事，是远远达不到艺术作品应有的深度的。

　　因此，在话剧《人民的名义》里，他提醒扮演“祁同伟”的宗平，“从头到尾都不要有一点点‘我是在演一个坏人’的意识，这样他才能把更真切的东西演出来。”

　　阿笨的观点更简明直接：为什么主旋律题材的东西不能做得好看？任何题材只要触及人性做出戏剧感，都可以很出彩。不能因为题材是主旋律，就有借口把它做不好。

　　“这是党和国家一大进步”

　　《人民的名义》的成功出品，让王晓鹰看到了一些新动向。

　　2004年之后，因题材的特殊性及敏感度等一系列原因，曾经饱受瞩目的政治反腐题材剧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淡出期”。而随着党的十八大后反腐工作的大力推进，反腐这个题材又开始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逐步复苏。

　　在小说《人民的名义》研讨会上，谈及创作体会，周梅森的一番话让人动容，“十八大以后，我看到党和国家反腐的大势，以及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效果，感觉到反腐倡廉就是中国的春秋大义，于是想挑战自己，创作出一部反映时代特征、突出反腐特点、体现检察特色的正能量作品。这次，我把积蓄十年的洪荒之力都用在了这部作品中，这是我创作生涯以来最好的作品。写得酣畅淋漓，我认为全面超越了我过去的作品。”

　　正因为看中作品“十年难得”，张志坚毫不犹豫地接下了“省委副书记高育良”这一角色，“客观地说，《人民的名义》确实触动了现实的东西，作品能够出来，这是我们国家和执政党的一大进步，所以我想我必须投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当然，角色的丰富性也很打动他。“对于演员体会角色来说，光演一个贪官没有意义，‘高育良’最吸引我的是，他不是一个传统概念上的贪官，是个想要江山的人。如果他只是像苏荣那么去捞钱，不仅自己捞，还让老婆孩子捞，这样的角色我肯定不会接。对于演员来说，一定要把人性中的两面充分表现出来，这样的表演才会打动人。”

　　话剧高潮在第五幕，剧情堪比“无间道”，其中有两个揭底牌的过程相当精彩，一是揭晓案件底牌（“高育良”几年前就已和发妻“吴慧芬”离婚，到香港和情妇“高小凤”登记结婚并生子），一个是揭晓人性的底牌（“吴慧芬”接受离婚不离家，一是需要“高育良”的权力给她带来的荣耀和便利，二是不想让那些一直嫉妒她的人看笑话。她直言自己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相信观众看完这部话剧会有更多思考。大幕一关，回味无穷。”把“高育良”演得出神入化的张志坚说。